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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横向维度思考，宪法统帅下的各部门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是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而只有行政法典才能代表本部门法与刑法典、民法典等就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进行商谈与沟通。
如果有，那就是对宪法的解释还不够。本文的初步结论是：宪法渊源的成文化代表着一种以形式法治为基础的规范诉求。
宪法审查程序对宪法渊源具有反作用，甚至决定着宪法解释的品质。而界分的前提是将宪法在形式上予以封闭化，从而防止宪法渊源的泛化。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陷于民主制宪的逻辑不能自拔，从而忽视宪法的形式性要求，同样不会产生真正的宪法秩序。否定惯例的渊源地位主要纯粹因为其实力不足以成为宪法，[49]也不乏人们对旧制度时期恣意性政治审查的高度警惕。[7]其政治性审查实践或许可以从反面说明英国没有发展出有效审查机制的原因，也烘托出英国避免陷入宪法虚无主义的幸运。
[12]参见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艾斯曼（Adhémar Esmein）写道：宪法在文明国家中是公法的根本性部分，公法的所有其他部分都建立在她的基础上，私法在以成文法形式出现时也同样建立在她的基础上。（三）国家权力之间的非对抗模式 不同于西方典型的权力分立模式，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2年12月27日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司法与行政的同质性理论 根据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学说，法治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法律制定（立法），法律实施（执法）和法律监督。反观当下中国，由于近代宪法的历史课题尚未完成，社会观念对立法机关仍抱有强烈的规范性期待，宪法的基本框架更倾向于采取近代立法中心主义的宪法原理。但如果单纯从法律形式上来看，行政诉讼缺乏明显的宪法依据。
根据杨景宇的总结，问题导向的立法观念的主要表现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了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经验基本成熟的，至少有了科学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典型经验，才能立法，需要并且成熟一个，抓紧制定一个。[51]彭真：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彭真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负责同志的谈话)，见前注[39]，第529页。
但问题是，公民可以控告国家机关，并不必然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当国家机关（b）为行政机关时，接受控告的国家机关（a）就一定是司法机关。[29]人民司法的理念在现行宪法文本中体现为，司法机关需要保持与人民的政治联系（第27条），[30]司法机关需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第67条）以及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并列规定（第140条）等。彭真：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30-58页。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司法机关办理的最重要的政治案件，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该案为司法解决政治问题树立了典范，甚至被视为中国走上了依法治国道路的标志。[71]这种监督主要通过政治化的方式（比如报告工作、执法检查等）来承担政治责任。在中国法律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立法者采取的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经验主义立法理念。[33]如果在中国语境下进一步追溯，这种理论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过程分为决定和执行两个部分的议行合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功能 宪法基础 。[54]法律逻辑上，如果要证成接受申诉控告和检举的国家机关是人民法院，首先要证成公民基于宪法所享有的诉讼请求权。
[1]行政诉讼的性质和功能主要是保护主观权利，还是维护客观法秩序，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见仁见智，争论不休。[45]参见《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7]，第1578页。
迄今，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已经不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宪法》，而是经过发展变化后的现行宪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毋庸讳言，当今法学界也不乏借鉴西方司法审查理论来完善中国公法制度的理论主张。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过于原则，因此只有通过具体部门法才能落实。《宪法》第41条关于监督权的规定，不同于一般宪法权利的规范结构，而是以主观权利的规范形式，表述了维护客观法秩序的价值取向。所以，一下子吊销了人家的执照，在我们看来是件小事情，在他看来则是件大事情。
参见朱维究：试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1984年第4期，第14-20页。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监督，除了诉讼监督之外，还有人大常委会监督和检察监督。
摘要: 定位中国行政诉讼的性质和功能，需要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探究其法理基础。[8]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
杨景宇：《法治实践中的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67]十七世纪西方经典分权理论也认为，国家权力只有两种：制定法律的权力和执行法律的权力。
[41]比如，彭真曾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题词：严肃执法。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但受到当时问题导向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者并未研究行政诉讼的合宪性问题。参见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对该条款的解释学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对于那些宪法没有作出明示性规定但却非常重要的人权，就同样也必须给予尊重和保障。
[42]整体而言，无论在横向还是纵向的权力分配格局上，中国宪法确认的权力分工格局是一个重分权，轻制衡的非对抗模式。[26]参见公丕祥：董必武司法思想述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第3-16页。
[72]比如全国人大法工委作为协调机构对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问题进行答复。二、基本权利规范作为宪法依据及其限度 宪法依据问题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过程中立法者面对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因为在法律系统中，合法非法的判断是司法的核心功能。司法机关也是法律的执行机关，[41]与行政的执行功能并未作明确区分，且并没有相互监督的关系。
[47]因此现行的宪法体制特别强调协调，在不同机关的关系处理中，特别注重给面子不伤和气，避免对立。[18]在制度原理上超越了苏联宪法的国家法学说，在宪法上将公民与国家机关作为法律关系的对等主体，让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在宪法关系上成为可能，为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宪法依据。参见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不注重从宪法层面推敲具体行政法制度的存在理由，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这种实质法治的价值理念需要一个更加积极的司法角色。从法律规范逻辑来看，1978年《宪法》第55条无法构成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
[55]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诉权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推导出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上述问题在宪法解释学上，构成所谓的宪法未列举权利问题。参见本报特约评论员：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载《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2日，第1版。
立法的体系化要求被问题导向的立法观念冲淡，行政诉讼是否有宪法上的依据，并未成为立法者考量的首要问题。[53]如拉伦茨所言，法律解释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并且同时考虑历史上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想法，而不是完全忽视它，如此才能确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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